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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章 文天祥浩然正气 舍生取义青史留名（第2页）

从五坡岭被俘至大都，文天祥经历了四年囚禁生涯。这四年间，元廷对他威逼利诱，无所不用其极：先是以“宰相之位”相诱，后是以“鼎镬之刑”相胁，甚至派已降的宋恭帝、宋宗室赵尹甫等人劝降。

最严峻的考验来自至元十六年（1279年）的元大都。张弘范押文天祥至崖山，要求他写信招降陆秀夫、张世杰。文天祥提笔写下《过零丁洋》：“辛苦遭逢起一经，干戈寥落四周星。山河破碎风飘絮，身世浮沉雨打萍。惶恐滩头说惶恐，零丁洋里叹零丁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？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”他将诗稿掷还张弘范，掷地有声地说：“国亡，吾不能存，岂能活他人耶？”（《文山先生全集》卷十四）

（二）《正气歌》：精神世界的史诗书写

至元十八年（1281年），文天祥被囚于大都柴市附近的土牢中。牢房阴暗潮湿，“或日杀一人，或夜杀一人”（《正气歌序》），蚊虫叮咬、饥寒交迫，却未能摧毁他的意志。他将所历所感凝于《正气歌》：

“天地有正气，杂然赋流形。下则为河岳，上则为日星。于人曰浩然，沛乎塞苍冥……”

诗中，他将“正气”定义为“时穷节乃见”的精神品格，并列举历史上十二位坚守气节的人物：“在齐太史简，在晋董狐笔。在秦张良椎，在汉苏武节……”这些人或秉笔直书，或持剑卫国，或啮雪牧羊，共同构成了“浩然之气”的精神谱系。

《正气歌》不仅是文天祥的精神自白，更是儒家“气节观”的集大成之作。正如清代学者赵翼所言：“（文天祥）以一死报国，而其诗亦遂为千古绝唱。”（《瓯北诗话》）这种“浩然之气”，超越了个体生死，成为民族精神的永恒象征。

（三）柴市口刑场：生命的终极礼赞

至元十九年（1282年），忽必烈亲自劝降：“汝在此久，如能改心易虑，以事朕，当令汝为中书宰相。”文天祥北跪，却坚定回答：“天祥受宋恩，为宰相，安事二姓？愿赐之一死足矣。”（《宋史·文天祥传》）

临刑前，他问明南方方向，“南向拜而死”。刑场百姓哭声震天，有老卒认出他的衣服，从怀中取出“衣带赞”：“孔曰成仁，孟曰取义。惟其义尽，所以仁至。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？而今而后，庶几无愧。”（《文山先生全集》卷十四）

这一天，是大都百姓永远铭记的日子。文天祥以生命为代价，践行了“舍生取义”的信念，也让“浩然正气”从抽象的理念，化作具体的精神图腾。

四、青史留芳：超越时代的精神遗产

（一）后世评价：从帝王到草民的共同致敬

文天祥之死，震动朝野。元廷虽为胜者，却在《宋史》中给予他极高评价：“体貌丰伟，美皙如玉，秀眉而长目，顾盼烨然……临刑殊从容。”（《宋史·文天祥传》）元世祖忽必烈亦叹：“是好人也！”（《草木子》）

明清以降，文天祥的地位愈发崇高。明太祖朱元璋将其列入“历代忠臣图”，亲自题写“忠烈”匾额；心学大家王阳明赞其“光明俊伟，直与天地同流”（《王文成公全书》）；近代思想家梁启超称其为“中国历史上第一流人物”（《饮冰室合集》）。

民间对他的纪念更显真挚。北京、南京、吉安等地建“文丞相祠”，岁时祭祀；江西庐陵“文山书院”至今书声琅琅；福建、广东等地至今流传“文天祥智斗元军”的民间故事。这些纪念，本质上是对“浩然正气”的集体认同。

（二）精神传承：民族气节的基因密码

文天祥的精神，从未随时间褪色。近代以来，面对列强侵略，无数仁人志士以他为榜样：谭嗣同“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”的变法热血，林觉民“吾充吾爱汝之心，助天下人爱其所爱”的舍家为国，乃至抗日战场上“宁为战死鬼，不做亡国奴”的呐喊，皆可视为“舍生取义”的精神延续。

当代社会，物质丰富却精神多元，“浩然正气”依然是稀缺的精神资源。它提醒我们：真正的“成功”，不在于财富与地位，而在于“仰不愧于天，俯不怍于人”的道德自觉；真正的“英雄”，未必是战功赫赫的将军，更是在平凡岗位上坚守原则、扞卫正义的普通人。

五、正气不灭，薪火永传

从庐陵的耕读世家，到临安的勤王义旗；从五坡岭的兵败被俘，到柴市口的从容就义——文天祥的一生，是一部用生命书写的“正气歌”。他的“舍生取义”，不是愚忠，而是对文明道统的守护；他的“浩然正气”，不是空泛的口号，而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基因。

七百多年后的今天，当我们站在文丞相祠的古柏下，读着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？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诗句，依然能感受到那股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。它告诉我们：一个民族的强大，不仅在于经济的繁荣、科技的进步，更在于精神的挺立；一个国家的崛起，不仅需要物质的积累，更需要“天地有正气”的文化自信。

正气不灭，薪火永传。这，就是文天祥留给我们的最宝贵遗产。